员工在公司上班，活却是给体外公司干的；公司刚启动刑事控告，几名被裁员工反手索赔数百万元。刑事侦查与劳动诉讼并行，法院会按普通劳动争议继续审，还是停下来？民刑交叉新规施行后，律师用“同一事实”把两条程序逐项对上，三起劳动诉讼最终被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本文将从邦盛律师所代理具体案件出发，复盘这场横跨刑事控告与劳动争议的程序攻防。
一、案件概况：一场横跨刑事与劳动程序的复杂纠纷
2025年秋，某公司在对某地分公司开展内部核查时陆续发现异常：公司部分业务明明由自己的员工实际参与，但一些项目最终却并非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约和结算。随着调查深入，由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及技术、业务骨干控制的若干家体外公司逐渐进入视野。
这些体外公司的业务范围、客户以及实际开展的项目，与公司长期经营的业务存在较高程度的重合，而公司在职员工又在管理人员安排下，为这些外部公司的项目承担投标、开发、运营、技术支持等工作，甚至存在安排人员“吃空饷”、虚假报销、转嫁体外经营成本、删除电子数据等问题。
同年11月，公司携大量零散材料——合同、邮件、客户资料、劳动合同、员工资料、工资记录、报销单、项目文件、工商信息等委托本所，就相关人员涉嫌职务犯罪事项向公安机关提出刑事控告。此后近一年间，本案横跨刑事控告、刑事立案侦查与劳动争议三大程序，其中既有证据的反复固定，也有程序的多轮攻防。
最为关键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民刑交叉新规”）施行后，多名被裁员工提起的数百万元劳动索赔诉讼，最终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成为民刑交叉新规在刑事控告与民事应诉中落地运用的一次典型实践。
二、从零散材料到刑事立案：以证据链固定“同一事实”
律师介入后的第一项工作，并不是急于给案件定性，而是与公司人员一道，把过去几年发生的事实一点点重新拼接还原。我们确定了与分公司全体员工五十余人逐一沟通谈话的方案，并于2025年11月25日对分公司开展控场谈话，先后与大量员工沟通，核实谁曾被安排参与外部项目、具体从事何种工作、由谁安排、项目最终以哪家公司名义开展。在沟通无果后，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
2025年12月初，我们完成首批报案材料整理，将相关人员的岗位身份、体外公司的工商情况、部分外部合同、员工实际参与项目以及人员成本由公司承担等材料集中提交，并协助公司组织员工逐一确认工作事实。同年12月12日，公司提交员工联合情况说明及多名员工分别出具的工作情况说明，把“这些体外公司的项目究竟由谁在实际完成”这一关键拼图补齐——此前公司看到的是合同与项目，而员工陈述补上了“谁在实际干活”的另一块。
此后，公司又围绕具体项目、关联公司、人员薪酬、项目合作模式、银行流水等内容持续补证，律师同步陪同、协助公司配合公安机关调取和提交原始资料。
这个阶段我们做了大量看似不起眼、却极为耗时的工作：核合同、对邮件、制作项目时间线、核对人员名单、比对工资和社保记录，再把不同材料之间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逐一标注出来。正是这些基础工作，为日后证明劳动争议与刑事犯罪指向同一批核心事实，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2025年12月3日，公司完成首轮系统性材料梳理并取得受案回执；2026年2月2日，公司正式收到《立案告知单》，案件进入刑事立案侦查阶段。立案之后，我们并未就此停步：2026年3月17日协助公司整理相关人员及关联公司的账户、财产线索，提交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及采取强制措施的申请；随后又围绕具体项目展开专项梳理，把内部邮件、订单确认流程和后续外部公司承接情况放在一起，还原项目如何一步步从公司体系之外落到体外主体手中。
2026年3月至5月间，我们陆续围绕项目流转、体外用工成本、项目收益、异常报销以及电子数据删除等事项，向侦查机关补充提交了多轮材料，并引入同类案例对职务侵占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定性边界进行梳理。整个刑事阶段，我们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追问并回答：这个事实，用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些零散的事实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三、民刑交叉新规：从“先刑后民”到“同一事实”标尺
案件推进期间，民刑交叉的裁判规则迎来重要变革。2026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该规定共24条，确立了以“同一事实”作为区分民事与刑事关系唯一核心标尺的裁判思路，取代了旧有“同一法律关系/不同法律事实”的模糊表述，明确“同一事实”是指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的情形。
与之配套，新规严格限缩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的适用条件：当事人基于与犯罪有关联但非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则上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只有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时，才依法裁定中止。同时，新规明确当事人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不当然导致民事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照民法典独立判断；刑事追赃退赔不足的，被害人还可就未获赔偿部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新规对辩护律师的程序策略影响深远。一方面，它要求摒弃“涉刑即中止、涉刑即驳回”的惯性思维，凡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属同一事实的，应当民刑并行、分别审理，不能仅凭刑事立案就当然中止民事程序；另一方面，若民事纠纷与刑事侦查确实指向同一事实、同一批核心行为，民事案件则应在刑事处理框架下审慎推进。这为律师在刑事控告与民事应诉并行的复杂局面中，提供了清晰、可论证的程序工具，也让“以事实对应事实”的辩护方法成为可能。
四、劳动争议爆发：被裁员工反向索赔数百万元
刑事案件侦查期间，三名原核心管理人员——员工甲、员工乙、员工丙——先后以劳动者身份，就劳动关系问题向公司主张权利。相关劳动争议先后经历劳动仲裁申请及撤回、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撤诉、随后再次提起诉讼等程序。三人再次起诉后，向公司及分公司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经济补偿、工资、奖金、报销款、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多项费用，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一时间，案件形成了十分特殊的局面：一边，公司已就相关人员在职期间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已正式立案；另一边，几名原管理人员又以劳动者身份向公司索赔。
对律师团队而言，此时绝不能把两个案件简单割裂处理。因为劳动案件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公司为什么解除这些人的劳动关系”，而公司的解除理由，与刑事报案中所反映的很多事实恰恰是重合的——例如是否实际参与体外公司经营、是否调用公司员工为外部公司工作、相关业务究竟由谁承接、公司资源是否被用于体外项目等。两个程序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批核心事实。
五、辩护策略：运用新规打通“同一事实”论证
处理三名核心人员的劳动诉讼时，我们一方面正常准备劳动案件的答辩和证据，另一方面不断向法院说明正在侦查的刑事案件情况。最初的沟通并不顺利：法院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告知单上，并没有逐一写明这三名人员的名字，公安当时也尚未对三人采取强制措施，因此法院最初倾向于按普通劳动争议正常推进。
我们没有简单地重复“公安已经立案，所以法院就应该停下来”，而是重新把刑事案件和劳动案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对应梳理。我们专门制作了《刑事案件及与本案关联情况简要说明》，把刑事案件从报案、受案、立案到后续补证的情况尽量压缩成几页材料；同时制作劳动案件与刑事案件核心事实对应材料，将劳动案件解除所依据的事实，与刑事案件正在调查的事实逐项对应。
目的很简单：不是要求劳动法官判断谁构成犯罪，而是让法院能够清楚看到，这两个程序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批核心事实。在与法官沟通时，我们也把公安正在调查哪些事项、公司已经提交了哪些材料、哪些关键证据仍掌握在第三方或需要侦查机关进一步调取等情况如实作了说明。
此后，法院进一步审查了公司提交的体外公司工商资料、业务合同以及员工情况说明等证据。2026年9月23日，即民刑交叉新规施行次日，法院作出裁定，查明公安机关已于2026年2月2日就相关事项立案侦查，并审查了公司提交的体外公司工商资料、合同和员工说明，最终认为劳动案件中涉及的违法解除赔偿、奖金等请求，与正在侦查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牵连。三起案件最终均被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六、办案心得与启示
回顾整个办案过程，从公司最初拿着大量零散材料找到律师，到刑事报案、员工访谈、证据整理、多轮补证、推动刑事立案，再到劳动仲裁、诉讼、撤诉、重新起诉，最后三起劳动案件被法院裁定驳回并移送公安，历时近一年。期间没有哪一步是“一份文书解决问题”，更多时候，是一遍又一遍重新看材料、重新还原项目、重新和员工核实细节，再根据案件进度调整下一步工作。
本案充分展现了民刑交叉新规在刑事控告中的运用价值。其一，控告阶段重在固定证据链，尤其要让员工陈述与书面材料相互印证，使“公司员工实际为体外公司干活、劳动成本由公司承担”的犯罪模式清晰可证；其二，民刑并行阶段，律师应善用新规确立的“同一事实”标准，以系统的对照材料向法院说明劳动争议与刑事侦查指向同一批核心事实，推动民事程序在刑事处理框架下审慎进行，而不是停留在“已报案故应中止”的简单主张上；其三，程序策略要因时而动，既不能以“涉刑”简单阻碍民事诉讼，也要在民事程序中客观呈现刑事程序进展，为承办法官提供可核验、可对应的事实图谱。
需要说明的是，三起劳动案件被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只是整个案件推进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并不意味着刑事案件已经有了最终结论。法院在裁定中亦明确指出，如果后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人民法院最终认定不构成犯罪，相关人员仍可以依法另行提起诉讼。目前，公安机关对相关刑事案件仍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将持续跟进，与公司一起把案件继续推进到底。
文中配图由AI生成。
免责声明：本文为办案实务介绍，不构成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案件事实、程序节点以司法机关最终文书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