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孝容
当前，数字人、AI陪伴、虚拟偶像、AI客服、直播带货、AI语音等拟人化互动场景快速普及，在提升效率与体验的同时，也衍生声音权益侵害、肖像仿冒、深度伪造欺诈、AI幻觉侵权等风险。最高法《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以下简称《意见》）于2026年9月7日发布，系首部系统性涉AI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未创设新法，而是将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等适用于AI场景，划定权责边界。本文结合《意见》要点与典型案例，梳理核心法律风险并提出合规策略，以期相关市场主体与权利主体筑牢法律防线。
一、拟人化互动场景下的主要法律风险
1. 人格权益保护
《意见》第（四）条系本板块核心，将“AI换脸拟声”“AI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纳入规制，明确若干裁判口径：
未经自然人同意，利用AI处理其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
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
操控生成合成的虚拟形象、声音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擅自制作、使用死者虚拟数字形象致其姓名、肖像、名誉受损的，死者近亲属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请求承担民事责任。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24年4月23日作出的（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民事判决书系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具有里程碑意义。
该案中，配音师殷某桢发现其声音被制成AI配音产品在“魔音工坊”App以“魔小璇”名义对外出售，平台显示播放量逾三十二亿次，且未获任何授权。法院经审理认为，对录音制品的授权不等于对声音的授权，声音具有人身专属性，任何自然人的声音均受法律保护，判令相关主体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二十五万元。
本案的裁判价值有两层：其一，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则可以认定为具有可识别性，落入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其二，区分“著作权”与“人格权益”，取得录音制品版权不等于可拿他人声音训练AI，企业如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自然人声音，应当取得自然人的合法授权。
2. 仿冒名人带货
“AI仿冒名人带货”为高发场景。演员温峥嵘曾公开斥责被AI仿冒形象带货；张伯礼院士、张文宏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肖像与声音亦被伪造用于直播推销，消费者出于信任下单却收到劣质乃至“三无”产品。
《意见》第（十）条明确：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的，消费者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即“退一赔三”，不足五百元按五百元计。未经许可使用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肖像、声音，本身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再叠加销售假冒伪劣，对被仿冒者降低社会评价、对消费者侵害知情权，两个维度可分别主张。
3. “AI幻觉”的责任划分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输出内容时，可能出现与客观事实不符、却看似合理的“幻觉”现象，即所谓“AI幻觉”。当幻觉内容侵害他人名誉、隐私，责任如何划分？
《意见》第（七）条将传统网络侵权“避风港”规则扩展至生成式AI：权利人通知后，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的，就损害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提示的是，对生成式AI仅“删除已生成内容”并不足够，还包括：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同时，恶意输入侵权提示词诱导AI生成侵权内容的用户，自身须担责。对平台而言，需建立“通知受理—内容过滤—指令屏蔽”的快速响应机制。
4. 模型训练数据边界
AI企业常误认为信息已公开即可用于模型训练。《意见》第（六）条明确边界：为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侵权；但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依法取得同意。企业绝不能将“已公开”泛化为“可任意训练”，更不得直接取特定自然人的肖像、声音训练专属数字人，此已越过“合理使用”范围，触及人格权益核心。该条明确在认定合理范围时，应当综合考量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与模型功能的必要性和适当性，所涉个人信息的类型、敏感程度及对个人权益的潜在影响，个人公开信息时的场景及可合理预期的使用范围等因素。
5. 标识义务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已于2025年9月1日施行，要求对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式标识”与“隐式标识”（文件元数据中的溯源信息）。《意见》第（十九）条将“删除、篡改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列为妨害司法、虚假诉讼的手段予以规制，反向确认标识非“建议”而是具有强制性的事实认定依据。
二、市场主体合规防火墙
面向数字人、AI陪伴、虚拟偶像、AI客服、AI直播带货、AI语音等市场主体，结合《意见》与配套规章，至少有如下合规义务：
1. 标识与披露：依《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在显著位置标注生成合成内容，不得删除、篡改、隐匿标识。
2. 生物识别信息：提供人脸、人声编辑功能的，依《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十四条，须提示使用者告知被编辑人并取得单独同意。
3. 备案与安全评估：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依《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履行算法备案、上线前安全评估。
4. 内容审核与日志：建立过滤、投诉举报机制，保存训练记录、标识日志、运行数据，配合事实查明。
5. 通知与响应：建立侵权通知受理与“停止生成、屏蔽指令”快速处置流程，否则就扩大部分承担侵权责任。
三、权利主体维权路径
就权利主体而言，AI拟人化侵权成本低、传播快、损害难逆转，待传统诉讼走完伤害或已造成。为此，《意见》提供了相应维权路径：
1. 人格权侵害禁令：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利用AI实施侵害，如不及时制止将造成难以弥补损害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人民法院既可责令侵权用户停止行为，亦可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AI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损害扩大。例如被人用AI换脸编造不实视频，无须等开庭，可凭初步证据先申请禁令，责令平台下架相关内容。
2. 惩罚性赔偿：如前所述，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退一赔三”。
3. 刑事犯罪的司法追责：《意见》第（二十）条明确，利用AI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结语
技术演进往往先于规则供给，此系人工智能时代的客观情势。《意见》的价值，不在于创设激进规则，而在于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化为可援引的裁判规则：自然人的肖像、声音以及死者的人格利益，并不会因披上“人工智能”外衣而当然进入责任豁免范畴；企业的“技术中立”抗辩，亦须让位于标识、同意、审核与响应等具体义务的履行。相关市场主体唯有将合规要求嵌入产品设计与日常经营，方能在享有技术红利的同时，为自身法律安全构筑稳固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