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钰琦
写在前面：本系列文章围绕电商平台知识产权责任相关问题展开，共分三篇。第一篇概述平台责任认定的基本框架，重点厘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身份认定、平台直接侵权与服务提供者责任的区分；第二篇分析通知与反通知程序，涵盖有效通知、平台处理、不侵权声明及错误通知、恶意通知的责任；第三篇讨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认定，结合主动治理义务展开。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平台在具体交易中的身份和行为为基础。平台作为商品销售者、服务提供者或者内容提供者实施被诉行为的，按照直接侵权规则认定责任；平台仅为第三方交易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和信息发布等服务的，主要审查其是否收到有效通知、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以及是否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现行规则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
一、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九条所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指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第三方（平台内经营者）入驻模式下，平台内经营者独立发布商品信息并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平台主要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功能。此种情形下，销售侵权商品或传播侵权内容的直接行为人通常为平台内经营者。
但平台业务模式往往具有混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要求平台显著区分自营业务与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并明确平台对其标记为自营的业务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法发〔2020〕32号，以下简称《电商平台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判断平台是否开展自营业务，可以考量销售页面上的“自营”信息、商品实物标注的销售主体以及发票等交易单据记载的主体。
实践中，平台身份应当结合商品信息发布、定价、收款、开票、采购、发货和售后责任等交易事实综合认定。页面展示、交易凭证、商品实物和售后安排均指向平台的，用户协议中“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表述，通常不足以排除平台作为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例如，在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于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1]中，《得物APP用户协议》虽将平台定位为向个人卖家提供网络经营场所的技术服务方，但消费者将货款支付至平台账户，平台负责商品查验鉴别、通过其物流体系发货，交易过程中未向消费者披露实际卖家，并由平台工作人员直接处理退货事宜。法院据此认定平台与消费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关于仅提供平台服务的抗辩不能成立。
反之，平台虽提供商品展示、交易撮合、代收货款等平台服务，但页面、订单、发货、售后及发票等信息均清晰指向第三方商家，消费者能够识别实际销售者的，一般不仅因平台介入交易流程即认定其为销售者。
例如，在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2]中，商品页面已经明确标示由合作商家直接发货并负责售后，订单载明“品牌商发货”，发票亦由合作商家开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买卖合同成立于消费者与合作商家之间，唯品会在该项交易中仅为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而非商品销售者。
二、平台直接侵权责任
平台以自营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本质上是同一法律主体在相关业务中同时具有平台服务提供者和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平台销售的商品侵犯商标权、著作权或者专利权的，应当依照相应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判断其责任。此时，平台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其自身实施了销售或者其他被诉行为，而不是其对第三方侵权行为未尽管理义务。
除明确标注自营外，平台虽然没有以“自营”名义开展业务，但其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可直接下单的商品销售信息、收取价款，且未向消费者清晰披露实际销售者，或者对交易环节具有实质控制的，也可能被认定为实际销售主体。
例如，在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诉优乐互联（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案[3]中，优乐公司虽主张其仅运营“可可团”并提供网络平台服务，但其在网站发布内容具体、可以直接下单的商品销售信息，设置“购买”按钮，以自己的名义收取货款，且未向消费者清晰披露第三方为唯一销售者，商品物流亦通过该网站跟踪查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优乐公司已经作为交易当事人参与商品销售，应当就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直接侵权与下文所述通知规则应当区分。通知规则旨在界定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时，是否应当对第三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若平台自身就是侵权行为实施主体，不得以未收到权利人通知、收到通知后已经删除链接或者平台规则约定其仅提供信息服务为由主张免责。
三、平台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当平台仅为第三方交易提供服务时，原则上不因平台内出现侵权商品而当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分别确立了两条责任路径：一是平台收到有效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二是平台虽未收到通知，但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而未采取必要措施。两条责任路径相互独立，无需以先后适用为前提。
1. 通知后的责任
若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平台内商品或者服务侵害其权利，可以通知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平台收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通知能否产生上述法律效果，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满足有效通知的基本要求。为规范《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避免恶意投诉浪费司法资源（如浙江高院提及的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中恶意投诉问题），《电商平台指导意见》第五条对知识产权通知材料作出明确要求：通知一般应当包括知识产权权利证明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能够准确定位被诉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通知真实性的书面保证。涉及专利权的，平台还可以要求权利人提交技术特征或者设计特征对比说明；涉及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的，可以要求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等材料。
有效通知的作用是触发平台的处理义务，并不意味着平台在所有案件中都必须立即删除链接。商标假冒、盗版复制等侵权事实较为明显的，平台通常应当迅速限制交易或者下架；专利侵权、作品实质性相似等判断较为复杂的，平台可以结合现有证据先行转送通知、要求申辩，并根据风险采取限制推广、屏蔽搜索、暂停交易或者删除链接等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3号“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对此具有代表性。该案裁判要点明确，通知包含权利人身份、权属凭证、被诉侵权商品网络地址和侵权事实初步证据等内容的，可以构成有效通知，平台自行设定的投诉规则不得影响权利人依法维权。同时，鉴于专利侵权判断具有专业性，平台收到通知后并非当然必须立即删除链接，但应当及时传递投诉信息，并采取与权利性质、具体情形和技术条件相适应的措施。
平台在通知规则下承担的责任，原则上限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所造成的损害扩大部分。权利人除证明通知已经有效到达平台外，还应当说明平台收到通知的时间、采取措施的时间以及该期间新增销售或者其他损害，以证明损害扩大的范围。
2.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时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该项责任不以权利人事先发送通知为必要条件。即使不存在有效通知，权利人仍可以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平台已经掌握具体侵权事实，或者根据客观情形应当发现侵权。
“知道”通常是指平台实际掌握侵权信息，例如平台此前已经处理过同一经营者的相同侵权商品，或者已经收到生效裁判、行政处理决定等足以明确侵权事实的材料。“应当知道”是对平台合理注意义务的判断。现行规则未要求平台对海量商品承担一般性的事前全面审查义务。
《电商平台指导意见》第十一条列举了若干可以认定平台“应当知道”的情形，包括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未审核标注为“旗舰店”“品牌店”等店铺的权利证明；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过滤、拦截包含“高仿”“假货”等字样的侵权链接，或者投诉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权链接等。
四、必要措施与责任范围
无论适用通知规则还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规则，平台是否承担责任，最终都要审查其是否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电商平台指导意见》第十条要求综合考虑侵权初步证据、侵权成立的可能性、影响范围、恶意或者重复侵权情节、措施防止损害扩大的有效性、对平台内经营者利益的影响，以及平台的服务类型和技术条件。
两条责任路径在责任范围上也有所不同。平台收到有效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的，依法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与通知到达、合理处理时间及损害继续发生的情况有关；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则应当根据平台实际知情或者依法应当知情的时间、侵权持续情况及其不作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责任。两者均不能脱离具体时间节点和损害事实，直接推定平台对商家的全部侵权后果负责。
因此，对侵权事实明显、损害仍在迅速扩大的商品，及时下架通常具有必要性；对技术判断复杂、权利稳定性存在争议的案件，先行转送、要求说明、限制推广或者暂停特定功能，也可能符合审慎处理要求；对反复、恶意侵权的经营者，仅删除单个链接则可能不足以制止侵权。
五、结语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责任可以按照以下顺序分析：首先，查明平台在涉案交易中是直接销售者、相关服务经营者，还是仅提供交易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其次，平台直接实施销售、传播等被诉行为的，依照相应知识产权专门法判断其是否构成直接侵权；最后，平台仅提供网络服务的，再审查平台内经营者是否实施基础侵权行为，以及平台是否收到有效通知、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及时合理。
这一分析顺序既避免仅因平台内出现侵权商品便要求平台承担责任，也防止平台以“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形式身份掩盖其实际参与交易或者放任侵权的事实。
下篇文章将进一步讨论通知与反通知程序，包括有效通知的材料要求、平台处理期限、声明后的恢复程序以及错误通知、恶意通知的责任边界。
【参考案例】
[1]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辽01民终320号。
[2]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民再15号。
[3] 一审：（2013）穗云法知民初字第198号；二审：（2013）穗中法知民终字第984号；再审：（2015）粤高法民三提字第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