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永玲
跨境腐败案件办理长期面临行为、证据与资产分散于不同法域的结构性难题，管辖落地、境外证据取得与审查、生效裁判的跨境执行均存在衔接障碍。11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共六章四十七条，为观察涉外刑事司法的制度增量提供了新的规范样本。本文分上下两篇展开：上篇从制度定位入手，分析该法与刑法、监察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规范之间的叠加关系，进而讨论管辖认定与程序入口的选择，以及境外证据的取得通道与审查层次；下篇转向追逃追赃中的正当程序与跨境执行、涉外企业廉洁合规的刑事法意义、律师角色分化与执业边界，以期为实务把握相关程序衔接提供参考。
上篇中笔者已从制度定位、程序入口与跨境证据三个层面，分析了《反跨境腐败法》在既有规范体系中的增量及其对侦查取证、辩护代理的影响。下文将把分析推进至裁判生效后的追逃追赃与跨境执行，讨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正当性如何转化为境外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并进一步分析涉外企业廉洁合规的刑事法意义、律师角色分化与执业边界。
五、追逃追赃：正当程序如何影响跨境执行
1. 防逃机制的前置化
该法强化了事前防范，包括限制出境、境外身份与居留情况备案、境外资产风险预警等。与以往在当事人已经出境之后再启动引渡或遣返程序相比，前置防范在效果上更直接，但更容易触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对救济渠道的清晰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辩护与代理的角度看，限制出境属于可以依法提出异议的措施，关键在于异议的时点——在措施作出时提出，与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提出，实际效果差别很大。这一点在实务中经常被忽略。
2.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程序保障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无法到案的案件，国内通常适用违法所得没收这一特别程序。该程序的核心不在于定罪，而在于对特定财产的归属作出裁判。正因为不经过定罪程序，程序保障的重要性反而更加突出：公告是否充分、利害关系人是否被告知并有机会参加听证、证据是否经过实质审查，直接决定裁判的公信力。实务中常见的问题，是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当作一种简便的财产处置方式，而忽略其作为审判程序应当具备的基本构造。这在境内执行阶段或许不构成障碍，但一旦涉及境外资产，问题就会成倍放大。
3. 程序瑕疵的跨境传导
这是本文希望着重指出的一个问题：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效力，能否在境外得到承认与执行，并不主要取决于国内裁判对财产性质认定的正确性，而更多取决于境外审查机关对该程序正当性的评价。换言之，国内的公告是否充分、利害关系人的陈述权是否得到保障、听证是否真正举行，会直接转化为境外法院判断是否承认该裁判的理由。
由此形成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果链：在国内程序中看似无害的效率安排，可能在境外执行阶段成为实质性障碍；而在国内程序中坚持完整程序保障，虽会延长诉讼周期，却可能显著提高跨境执行的可行性。这一判断对办案策略的影响是具体的——在涉境外资产的没收案件中，程序完备不是负担，而是执行力的组成部分。
4. 资产分享机制的两面性
该法明确授权主管机关与境外开展资产返还、资产分享合作，为此前缺乏国内法依据的合作安排提供了基础。其积极意义在于提升境外执法机关的配合意愿，缩短冻结与返还的周期。但资产分享同时意味着最终返还金额的减少。代理被害单位或主张返还的主体时，应提前评估分享比例、执行成本与时间成本，而不是在返还完成后才发现实际到账金额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应当注意，分享协议通常与具体案件的合作深度相关，在案件初期作出的安排，未必反映最终的资产状况。
5. 刑事协助与境外民事确权的双轨路径
重大跨境腐败案件的追赃，往往不能仅依赖刑事司法协助。境外资产的权属争议，包括离岸架构、代持安排、多层持股造成的权利外观混同，本质上属于民事问题，需要通过境外当地的确权诉讼或者返还之诉解决。刑事协助解决的是资产的控制与移交，民事确权解决的是资产的权利归属，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实务上的启示是：在案件初期即应评估资产的法律结构，判断哪些资产可以通过刑事途径直接处置，哪些必须通过境外民事诉讼解决。若等到刑事程序终结后再启动民事途径，往往已经错过最佳的证据保全时机。
六、涉外企业廉洁合规的刑事法意义
1. 从倡导性要求到法定义务
第四章设定的合规义务具有强制性。企业需要建立廉洁合规管理制度与风险识别评估机制，规范财务会计管控，对合作第三方与代理商实施合规管理，开展内部调查与常态化培训。不履行上述义务的，该法在第五章设置了相应责任。这与此前以指引、倡议形式推动合规的做法，性质完全不同。义务的边界值得注意。合规义务指向的是“制度是否建立并实际运行”，而不是“是否发生行贿行为”。换言之，即便发生了员工或第三方的行贿行为，企业仍可能因制度有效运行而减轻责任；反之，即便未发生具体行为，制度缺失本身也可能构成违规。
这一区分，决定了合规建设的重心应放在可验证的运行痕迹，而非文件本身。
2. 合规在刑事评价中的分量
有效的合规计划在刑事评价中具有现实意义，可能影响是否起诉、如何量刑。但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可证明性：制度文本之外，还需要有培训记录、审批流程、异常交易拦截记录、内部调查档案等能够说明制度确实运行的证据。这一点与英美法域的反腐败执法实践有相通之处，但标准并不相同。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参照，其合规抗辩更多体现为执法裁量中的考量因素；而我国这部法律把合规直接设定为法定义务，其法律效果首先是行政责任，刑事领域的从宽则需结合具体案件的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综合判断。把两者简单等同，容易在与涉外客户沟通时产生误导。
3. 第三方管理的留痕要求
跨境经营中的行贿风险，多数并非来自企业自身员工，而来自代理商、渠道商、居间人。因此，第三方尽职调查的可验证性，是合规体系中最实质的部分。尽调报告是否针对具体交易、是否记录了风险点与处置措施、佣金标准是否与当地市场水平相符、支付路径是否可追溯，这些细节在案发后往往成为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关键。
实务中常见的薄弱环节，是尽调流于形式：模板化报告、缺少对实际控制人的穿透核查、对异常支付缺乏解释。这类材料在合规建设阶段看似完备，在调查阶段却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保护。
七、律师实务：角色分化与执业边界
1. 三类角色及其能力要求
在这部法律框架下，律师的角色分化为三类，各自的能力要求并不相同。第一类是辩护人。核心能力是对境外证据的攻击与对管辖权的质疑，工作重心明显前移至侦查阶段。在跨境案件中，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再介入，很多证据已经固定，程序选择的窗口也已关闭。
第二类是被害方或返还主张方的代理人。核心能力是资产结构的解析与跨境程序的衔接，需要同时熟悉国内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境外的确权诉讼路径，并能够在两个程序之间安排时序。
第三类是合规顾问。核心能力是把制度设计转化为可验证的运行痕迹，而不是提供一套合规手册。这类工作的成果，在案发后能否被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可追溯性。
2. 四条执业红线
结合该法的规定，以下四条边界应当明确。其一，不得私自对接境外执法或监管机构，也不得以企业名义直接回应境外取证要求，此类事项应通过主管机关处理。其二，不得擅自组织案件材料向境外传输，即便客户书面同意，也不能替代法定的审批程序。其三，不得委托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取证活动，此类行为本身可能构成违规。其四，不得就案件结果作出承诺，跨境案件受制于双重犯罪原则、被请求国审查、境外法院判断等多重变量，结果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境内案件。
3. 周期与成本的预期管理
司法协助的往返周期，实务中常以年为单位计算，且存在被驳回后重新提出的可能。这一点必须在接受委托时向委托人充分说明，包括可能的时间跨度、阶段性成果的形态，以及在协助请求受阻时的替代方案。把周期与成本预期前置沟通，既是职业要求，也是避免后续争议的实际需要。
八、结语
《反跨境腐败法》的意义，不在于它新增了多少可罚的行为，而在于它把此前分散于多个系统的跨境反腐败工作，整合为一套有牵头主体、有程序安排、有合规义务的制度体系。对涉外刑事司法而言，这部法律带来的变化集中在三个方向：程序入口的选择更加依赖主体身份的判断，证据的取得与审查更加依赖程序通道的规范性，裁判的效力更加依赖程序正当性在境外的可接受程度。
这三项变化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在跨境案件中，程序不再是实体结论的外壳，而本身就是实体利益的组成部分。取证程序的完备程度决定证据能否被采用，没收程序的正当程度决定资产能否被返还，合规制度的运行痕迹决定责任能否被区分。认识这一点，比记住四十七个条文更为重要。
